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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外贸面对挑战,美欧日韩的份额去了哪里?

 2024年07月12日  阅读 940  评论 0

摘要: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与美欧日韩等经济体的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在下降,而中国与东盟、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占比在上升文|叶冬艳欧阳辉当地时间6月21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制定通知》(NPRM)。这份165页的草案,旨在限制美国实体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三个高科技领域对华投资,并列出了详细的规定。5月14日,美国公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复审结果,决定在原有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对新能源、半导体、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由此引发人们对贸易以及关税问题关注度的再度提升。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与美欧日韩等经济体的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在下降,而中国与东盟、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占比在上升

文|叶冬艳欧阳辉

当地时间6月21日,美国财政部发布了一项《拟议规则制定通知》(NPRM)。这份165页的草案,旨在限制美国实体在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三个高科技领域对华投资,并列出了详细的规定。

5月14日,美国公布对华加征301关税复审结果,决定在原有关税基础上,进一步对新能源、半导体、关键矿物等加征关税。由此引发人们对贸易以及关税问题关注度的再度提升。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两国之间的关税上升和贸易壁垒增加,中美之间的直接贸易量减少。但是,中国积极调整外贸策略,采取多种措施来缓解贸易战带来的压力,其中之一是调整贸易结构,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周边地区的贸易合作,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分散贸易风险并拓展新的市场空间。这体现在中国与美国的直接贸易额下降,在美欧日韩等主要贸易伙伴国中的贸易地位有所下降,与此同时中国与东盟(主要是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量相对增加。

中国也加大了对越南、墨西哥等国的直接投资,以降低对单一市场的依赖程度。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对外贸易很难像以前一样高速增长。欧美政府不断推出保护主义措施,意味着出海也不是万能之策,同样面临着贸易摩擦风险。另外,随着中国企业的出海,中国“产业空心化”风险值得警惕。

对外贸易结构变化

图1是2005年至2024年不同经济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在2017年,对美贸易占中国对外贸易的份额是14.27%,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美国所占份额逐步降低,截至2024年前五个月,降到了10.70%,下降3.57%。从2017年到2024年,欧盟、日本、韩国所占份额分别降低2.30%、2.33%、1.50%。与此东盟、越南、俄罗斯、墨西哥所占份额分别提高了3.27%、1.17%、1.85%、0.21%。也就是说,与贸易战爆发前的2017年相比,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下降,而越南、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所占份额稳中有升。自2020年起,东盟超过欧盟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

图2是2005年至2024年中国对外贸易总额及同比增速。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但中国对外贸易保持增长。2019年,受贸易战影响,中国贸易总额下降0.96%。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全球贸易规模下降,中国贸易总额虽然是同比增长的,但涨幅(1.70%)低于2017年(11.44%)、2018年(12.55%)。在2021年、2022年,中国对疫情的控制比其他国家要好,且拥有相对完整的供应链,因而中国出口规模大增。2021年贸易总额同比增长29.81%,2022年相比2021年的高基数也增长了4.40%。2023年,受全球整体贸易规模下降和贸易摩擦日益增多的影响,中国贸易总额同比下降5.91%,略低于2021年水平,与2017年相比还是增长了44.55%。2024年1月-5月,贸易总额2.46万亿美元,中国外贸面对挑战,美欧日韩的份额去了哪里?同比增长2.77%。

图3是2005年至2023年不同经济体占全球对外贸易份额。从占全球贸易份额来看,贸易战并没有阻滞中国的上升趋势。在2020年、2021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中国占全球贸易份额一度超过13%,2022年降到12.39%,而2023年与2022年持平。越南、墨西哥等新兴市场所占份额在增长。从2017年到2023年,中国、越南、墨西哥占比分别提高了0.86%、0.29%、0.17%,而日本、欧盟、韩国、美国分别降低了0.71%、0.51%、0.29%、0.26%。

2018年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中国与美欧日韩等发达经济体的贸易有所下降,但与东盟(特别是越南)、俄罗斯、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增加了。中国对外贸易规模在2022年达历史最高,近两年虽有所下降,仍保持高水平。不过,随着贸易摩擦日益增多,中国对外贸易很难像2014年以前一样持续增长。

中美间直接贸易减少

图4是2005年至2024年不同经济体在中国出口所占份额。2012年至2022年,美国都是中国出口最大目的地。2017年,美国占中国出口的18.99%;2018年,不少厂家为规避关税而突击出口,占比上升至19.18%;相应地,2019年,美国占中国出口份额下降到了16.73%。2020年至2022年,美国仍是中国出口最大目的地,但所占份额逐年下降。

从2017年到2024年,美国、欧盟、日本、韩国所占份额分别降低5.00%、1.81%、1.64%、0.26%;东盟、越南、俄罗斯、墨西哥所占份额分别提高4.47%、1.47%、1.09%、0.41%。自2023年起,东盟超过美国成为中国最大出口目的地。

图5是2005年至2024年中国对外贸易差额及其同比增长。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经历了两轮明显的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2018年贸易顺差跌到近十年的最低点,但2019年贸易顺差同比增长20%,与贸易战爆发前的2017年持平。新冠疫情三年,中国贸易顺差逐年上升,2022年达到创纪录的8379.28亿美元。贸易顺差在2023年、2024年虽然同比小幅下降,但也保持在相对高位。

图6是2005年至2024年中国对不同经济体的贸易差额。美国、中国香港、欧盟与东盟是中国贸易顺差的前几大来源地,中国对墨西哥和东盟的贸易顺差在逐步增加。

图7是2005年至2023年不同经济体在与美国贸易中所占比例。从2017年到2023年,中国在与美国贸易中所占份额降低5.07%,而欧盟、墨西哥、越南、韩国、加拿大在与美国贸易中所占份额分别提高2.87%、1.34%、1.03%、0.47%、0.20%。

在2015年至2018年,中国是美国最大的贸易伙伴,自2019年起欧盟取代中国成为美国最大贸易伙伴。实际上,自2019年起,墨西哥、加拿大与美国贸易额就超过中美贸易额,中国从最大贸易伙伴变成第四大贸易伙伴,只有在2020年,由于新冠疫情影响,中美贸易额超过墨西哥、加拿大与美国贸易额。中国占美国贸易份额在逐步降低,但又远高于第五大贸易伙伴的韩国,预计在将来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都会是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

图8是2005年至2023年不同经济体在美国进口中所占份额。从2017年到2023年,中国所占份额降低7.74%,欧盟、墨西哥、越南、中国台湾、加拿大、韩国所占比例分别提高2.40%、2.06%、1.72%、1.03%、0.87%、0.72%,中国失去的份额基本由这些经济体瓜分。

图9是美国对不同经济体的贸易差额。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是美国贸易逆差的主要来源地。从2018年到202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从4182亿美元缩小到2794亿美元,而对欧盟、墨西哥、越南的贸易逆差则呈现扩大的趋势。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到东盟和墨西哥,东盟和墨西哥到美国的转口贸易呈现出明显增长的趋势。

中国企业走出去

从直接投资的“走出去”看,中资企业在加速布局东南亚,尤其是越南。中美贸易战和新冠疫情强化了外商投资持续流入越南的趋势,中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对越南和墨西哥的直接投资建厂,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质量并拓展海外市场,实现了全球供应链的多元化布局,规避美国加征的关税和设置的贸易壁垒,提高了整体的抗风险能力。

图10是2005年至2023年中国对越南和墨西哥的直接投资金额。在2018年贸易战爆发前,中国对越南直接投资就逐年增加,从2014年的4.27亿美元增长到了2018年的24.65亿美元,2019年更是大幅增加至40.63亿美元、增幅65%;2020年至2022年因疫情影响有所下降,2023年又增至44.71亿美元。

从墨西哥的外商直接投资存量数据来看,美国占四成,中国仅占1%左右,但中美贸易摩擦后,中国成为墨西哥增长最快的外商投资来源国。2018年,中国对墨西哥的直接投资比2017年翻了一番,在2022年达到单年最高水平5.7亿美元。2023年,中国对墨西哥直接投资新增1.59亿美元,存量达到24.52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墨西哥第四大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国。

在中美贸易战背景下,中国与美欧日韩等经济体的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下降,而中国与东盟、墨西哥等新兴经济体的贸易占比在上升。

为了应对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战,中国一方面规避贸易壁垒,另一方面,中国企业积极出海,到海外直接投资建厂。

美国大选逐步临近,前总统特朗普在其与现任总统拜登的竞选对决中,提出了一系列保护主义贸易措施,比如对所有进口商品和服务普遍征收10%的最低基准关税。这意味着转口贸易和出海也不是万能之策,同样面临着贸易摩擦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的出海,中国“产业空心化”风险值得警惕。近年来,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持续走低。2006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达到32.5%的峰值,随后五年在高位徘徊,2011年起逐年降低,2020年降至26.3%,九年时间大幅下降了5.8%。尽管2022年这一比重回升至27.7%,但仍处于多年低位。与美国、德国、日本等全球主要工业国家在同样发展阶段相比,中国制造业占比下降时间更早、速度更快,这可能会引发产业“空心化”,削弱中国经济抗风险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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