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爆发后，我们对疫情的防控力度在不断地加大。在这种背景下，我们国家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来阻挡疫情。首先在武汉情况比较严重时，全国各地的医护人员都团结一心，踏上去保卫武汉，支援武汉的道路。仍然记得许多医生因为忙于救治病人，他们长期佩戴口罩，汗水不断地留下来，等他们摘下口罩时脸上也被压出了深深的褶子。还有一些女医护人员生理期也顾不上，甚至卫生用品也很短缺。当时很多人都自发为医护人员捐赠卫生用品。

很多医务人员为了能够及时救治很多时候他们自己穿着防护服是不能方便的上厕所，他们会选择穿上纸尿裤来供自己使用。疫情防控任务繁重，很多医务工作人员是牺牲自己的健康来救治病患，甚至很多医务人员因为过度劳累倒在了自己的岗位上。疫情得到控制后，我们也会不时地经历全员大核酸，医务人员每天要面临众多的人员，到了夏天后，他们还要忍受着酷暑来帮人们做核酸。

医务人员的敬业和奉献精神是值得我们敬佩的，所以有一种观点认为既然医务人员奉献了自己的许多时间来投入自己的工作上，缺少了与家人的陪伴，那么对于医务人员子女，在高考时也应该予以照顾，给他们加分。这种想法应该是不妥当的。

医务工作人员是令我们敬佩的，我们要尊敬他们。但是我们应该明确高考最应该遵循公平这一原则，不能因为任何外在的因素来对人员进行特殊的照顾。考试是考生自己的事情，考试成绩也是他们自己努力后的结果。

高考的成果应该是自己努力过后获得成功才是真正的成功。如果真的实行对医务人员子女进行高考加分的政策后，可能一些学生就会认为自己有了一定的优势，他们会变得松懈，会觉得即使自己减少复习认为最后也能比别人多获得分数，预期苦读，不如让自己休息一下。而与他们相比来说就是那些普通的，不能享受任何加分的学子，他们看到自己的同学可以轻轻松松加个几分后，心理肯定也会很难过，情绪可能也会受影响，甚至对高考产生了不满的情绪。这样对于不同的学生影响都是很差的。正所谓高考一分，胜过千人。高考的每一分都是很重要的。所以要谨慎对待高考加分政策。

当然医务人员的确在救治病人的同时，缺少了与家人的陪伴，高三学子其实在备考时也需要家人们的陪伴。医务人员的子女的确缺少家长的关爱，所以针对这种问题，学校或者社会应该多去关心他们的心理健康，多去关怀与他们交谈。关心这一类学子们的饮食睡眠和成绩等等。他们缺少的家人的关爱可以去尽量满足。，而不是选择在高考时给他们加分，这样对于所有参加高考的学生都是不太公平的，我们要谨记这一点。

急！！高考录取时算不算政策性加分

毫无疑问，防疫医务人员在这场流行病中作出了杰出贡献，我们要向他们致敬。为了表彰他们，鼓励更多的人为国家和社会做出贡献，可以给他们更多的财政补贴或授予荣誉称号。但是我认为在高考中给他们的孩子加分是非常不公平的。

首先，给防疫人员的子女加分不利于高考的公平。

高考是中国选拔人才最公平的方式。不管你有没有钱，当考生根据分数说话时，没有人会反对。对于来自贫困家庭的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然而，在防疫和医疗方面给孩子加分破坏了这种公平性，严重影响了其他高考学生的利益。

医务人员可以获得物质或精神奖励。高考的目的是让中国所有的学生在一个相对公平的环境中竞争。如果你说你的学习条件很差，偏远地区的环境也很差，适当地增加额外的分数是可以的。我相信这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然而，大多数国家支持来自相对发达地区和城市的医务人员，他们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如果给予额外的分数，山区农村地区或教育资源贫乏地区的儿童如何竞争？我相信医务人员的奉献和牺牲是不可否认的。即使真的给医护人员子女加分，整个国家也不会抱怨太多。毕竟，医疗保健的贡献是事实。然而，在法律上合理是有些不合理的，这一建议并没有表现出相对的公平和正义。

一线防疫医务人员工作努力，但奖励他们的方法很多。高考给孩子加分的方式对教育资源和其他考生都不公平，教育的不公平是最大的不公平。

给一个考生人加分相当于给其他考生降分。这些孩子犯了什么错误？就因为他们的父母不是医生和护士？或者一个医生呆在原地不动，坚守岗位，不带头做防疫工作，难道不是一种贡献吗？此外，许多人在不同的工作中做出不同的贡献。

高考加分政策是指中央和地方教育主管部门、高校在高招录取中根据考生的种族、身份、德智体表现、竞赛获奖、社会贡献等情形制定的政策。高考承担着为高校选拔人才、推进中学素质教育和维护社会公平与稳定的职能，但对考生的道德、情感、个性、实践能力等无法进行充分的考查。对在道德品质、个性特长、社会贡献等方面有突出表现的考生实施加分政策，是对高考制度的重要补充。

高考加分政策趋于科学合理

从历史看，我国高考加分政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建国至1976年的优先录取阶段，对工农学生、转业军人、烈士子女、少数民族学生以及华侨、港澳学生实行优先录取的政策。优先录取是指当高考成绩与一般考生相同或相近（指总分少20分左右）时，这些考生应该被优先录取；第二阶段为1977年至2000年的降分录取阶段，这阶段取消了工农成分学生及革命干部的优先录取政策，继续对少数民族学生、港澳台青年、归国华侨青年等实行优先录取政策，开始对三好学生、学科竞赛获奖者、体育艺术特长生、思想品德表现突出者、受政府表彰的优秀青年、报考农林等特殊院校者实行高考降分投档政策；第三阶段为2001年以后的加分投档阶段，对省级优秀学生、高中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省级及以上科技发明创造奖获得者或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以上获得者以及高中阶段参加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取得前六名、获国家二级运动员以上称号的考生实行加分投档政策，体现了国家社会经济发展对优秀人才的迫切需求。总体而言，国家不仅对高考加分对象的认定标准越来越刚性化，并且对不同对象的高考加分幅度的确定越来越科学合理。

高考加分对象划分更加细化

我国的高考加分政策可分为以下三类：第一类加分对象主要包括少数民族学生、烈士子女、华侨、港澳台学生、报考农林地矿等艰苦行业高校者；第二类加分对象包括高中阶段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或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获奖者、高中阶段获得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获奖者与获国家二级运动员（含）以上称号者、获得优秀学生、三好学生、优秀学生干部称号者、高中阶段思想政治品德方面有突出事迹者（主要是见义勇为者）、荣立军功的退役军人、受政府表彰者；第三类是因特殊时期、地区或部门需要而制定的高考加分政策，例如非典期间医护人员的子女、三峡库区移民的子女、专家与博士人员的子女等高考加分政策。

出于保护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正义原则，少数民族考生高考加分政策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烈士为社会公共利益而献出生命，其子女在升学、就业等方面理应得到照顾，这些政策得到了社会很高程度的认同。对华侨、港、澳、台学生的高考加分不仅是为了国家统一和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体现了高考发挥社会功能之需要，也是出于对这些对象在高考竞争时所处劣势的一种补偿。对于报考农林地矿等高校者实行降分投档政策，目的是鼓励学生将来从事这些艰苦行业，这也是符合社会公共利益的。

对于参加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或全国中学生学科奥林匹克竞赛省赛区一等奖以上者、高中阶段获得重大国际体育比赛或全国性体育比赛前六名者、荣立军功的退役军人、见义勇为者的高考加分政策应该继续坚持。因为这些对象的高考加分不仅在政策立意上体现了突出能力和创造的主旨，有利于调动学生的创造性和积极性，从长远发展看，有利于增进社会总体福利和效率，而且从政策执行情况来看，这些奖项不容易掺假，较能反映学生的真正实力。这几年个别地区对运动员的加分出现了一些作假舞弊的现象，要严格制度，加强监督保证这项政策正确实施。对优秀学生（包括三好学生、优秀干部、优秀团干部、优秀团员等）、现役军人子女、获得政府表彰者的高考加分，应当制定刚性指标，有明确具体的标准和实施细则，否则容易受到权力、人情关系等因素的侵蚀，影响高校招生的公平与公正。

对于因某些地区、部门或特殊时期需要而制定的高考加分政策，如优秀专家与博士子女、农村独生子女等对象的加分政策应该慎行。因为当这些政策在照顾了一部分社会群体后，就可能造成对另一部分社会群体的不公平。为了保证高考的公平与公正，要严格控制出台这类应一时之需或满足部门、地区利益的高考加分政策。

高考加分幅度逐渐规范统一

建国初期至20世纪80年代，国家对符合标准的考生实行“优先录取”政策，分数优惠的具体幅度没有明确规定，只是一个相对模糊的范围。上个世纪80年代至2000年，实行优先录取与降分投档并行的政策，分数优惠幅度较大，如1983年对于高中阶段参加地区级以上体育竞赛获单项前五名的队员或集体前三名的主力队员，政策规定可提高一个分数段供高校选择，而参加1985年、1986年重大国际比赛以及由国家举办的全国性比赛获前六名以及获得运动健将、一级运动员称号的考生，可降低50分投档。

2001年以后实行优先录取、降分投档与加分投档三者并存的政策，无论是降分还是加分，都控制在20分之内，即使符合多项加分规定，也只能以最高加分项目计算，而不能累加计算。另外，不同省份对高考加分幅度的规定也在不断趋于合理。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省市对同一高考加分对象的加分幅度依然有较大差别。从权利平等的角度而论，这种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对同一加分对象实行不同加分幅度的做法违背高考公平原则，应该加以规范。

从高等教育入学机会分配的角度看，高考是对高等教育入学机会的分配方式，它是基于能力和素质原则上的公平竞争，而高考加分是对高考存在缺陷的一种补充。因此高考加分是一种基于高考的依附性政策和再分配政策。根据公共管理理论对政府职能的界定，对某个对象的高考加分显然不是某个省或高校的职能，而应该由中央政府来决定，各省出台的高考加分政策应该在国家制定的政策范围之内。